金观涛，1947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浙江义乌，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现任中国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中国思想史与书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曾任20世纪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主编。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研究，任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系统的哲学》《系统医学原理》（与凌锋、鲍遇海、金观源 合著）《兴盛与危机》（与刘青峰 合著）《开放中的变迁》（与刘青峰 合著）《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与刘青峰 合著）等。
现代社会是怎样起源的呢？现代和传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这里首先要指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科技决定论把现代社会看成是一个商品经济社会，看成是一个科技可以无限运用的社会。为什么把现代社会看成商品经济社会而把传统社会看成农业社会是有问题的呢？以古罗马为例，古罗马是彻头彻尾的商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虽然科技水平不高，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产品交换为主的社会。古罗马任何一个庄园的农产品消费是为了给市场。但显然他并不是现代社会。如果说古罗马是个奴隶制度的社会，那么美国从在初建的时候也是一奴隶制度为主的，美国就是个现代社会。就是我们不能用生产关系来区分现代与传统是不对的。当然现代社会是个科技可以无限运用的社会，但为什么古代就不能无限应用科技呢？今天的电脑，核电和蒸汽机的差别比蒸汽机与水车的差别要大的多。为什么把蒸汽机革命就堪称工业革命呢？科技还会进步，到底从那条线来划分现代和传统呢？一岗面我相信上帝，一方面我做事情是理性的。这就是工具理性。我们先把重点放到观念上，然后研究观念系统和政治、经济的耦合。
2、为什么“现代化”被视为“工具理性”的扩张？
古希腊社会是现代社会吗？ 古希腊讲求民主，但不是现代社会。根据思想史以及价值观念来划分，是很简单的。现代社会有两个基础：首先现代社会是一个工具理性的社会；是一个工具理性贯穿到任何一个地方的社会。工具理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只我们的理性是不讲目标的，我的方法是理性的，目标就无所谓。这个是不是呢？比如我要买手机，款式我喜欢，怎样去买，我的付出多少钱，都必须经过精密的计算。这个是理性的。目标是不是理性的，能否成为工具理性呢？这个不属于工具理性。比如9.11事件，他们的目标不是理性的，目标是为了真主，为了S战，不是理性的。但是他们的手段是理性的。为了达到目的而去年航空学校，精心策划整个事件的全过程，这个是理性的。那么这个是属于工具理性吗？不是的。真正的工具理性讲的是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如前面所出现的轴心文明，核心价值，人生的终极意义的出现，对上帝的信仰，中国对道德的信仰以及印度队与解脱的渴望。那么什么是理性呢？终极目标有时是和理性联系在一块的。比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主义是以认知为终极关怀的，所以他们就产生了高度的理性主义。伯拉图的认知最终是为了解决灵魂不朽的问题，认知的理念背后是为了解决灵魂不朽的问题。就是说对理性的信仰可以推广为对神的信仰。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是一拍即合的。就是说理性与终极关怀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古希腊不是现代社会。
什么叫现代性呢？终极关怀也是需要的。终极信仰和理性产生了一个二元分裂的状态，它们之间互不相干。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每个礼拜上教堂，但在现实生活中，做任何事情都是理性的。人的心灵产生了二元分裂：一方面我是有信仰的，在心理是相信上帝的；另一方面，我是理性的。这个就是工具理性。如果说不要终极关怀就要理性行吗？这会出现大问题。西方的道德，生活的意义都来自于信仰。假定没有了信仰，这个社会也就没有了道德。而没有道德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和商品经济社会的。所以韦伯把这个看成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东西。因为科技无论怎么用都不会干扰信仰，可以无限发展，但社会还是有道德。在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之处死产生了对柏拉图产生了很大刺激并开始写他的《理想国》。苏格拉底为什么会别处死呢？原因就是他蛊惑青年，他的理性哲学，怀疑主义开始怀疑古代城邦的道德，动摇了古代的信仰。
苏格拉底被处死的现象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古希腊虽然是理性主义的摇篮，荷马在《史诗》里面描写理性的句子与古希腊的人人同行的宗教是相一致的，他没有出二元分裂，所以被处死了。当理性主义可能会冲击信仰的时候那就是有罪了。而新教社会，像牛顿去研究万有引力是为了寻找上帝的定律，但这个并不妨碍牛顿它本身的科学体系。与信仰是没有关系的。工具理性在天主教里，是天主教的神学，理性与宗教是连在一起的。在后来的宗教改革之后，特别是路德教，卡尔文教产生了新教伦理。产生了对上帝的信仰与理性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的二元分裂。或者说，他们使用命定救赎说来解释上帝与信仰的关系。卡尔文教是这么解释的：你得不得救是从一生下来就被上帝决定的。于是人们很焦虑，我到底有没有被上帝选中呢，我的事业会不会成功呢，当然他们是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的。卡尔文教是这么解释的：假定你被上帝选中了，那么你的事业就会得到空前的发展，但也是暗示。韦伯的伦理写的就是这样一种二元分裂，它是整个资本主义最初起源的动力。因为他发现大企业家大科学叫都是新教徒。就是说这个二元分裂与现代资本的积累，科技的出现等等是连在一起的。
系统论如何解释呢？工具理性表明了信仰与理性分裂。 那什么是理性化？它是合理性标准贯彻到一切领域。 我们知道小说《鲁宾逊漂流记》，小说中将鲁宾逊在某一个岛上，每天必须作的事情就是：祈祷上帝以及理性地计算他还有多少弹药一共生存，造一条船需要多少木头，以及挖一条沟需要多少时间……还收留了一个土著人星期五做奴隶等等。而《鲁宾逊漂流记》就是写于英国新教最盛的时候，他没有疯掉，因为它有信仰，是信仰使他存在着：但是他所有的生活都是理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工具理性可以把一个人从社会中分裂开来成为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人，可以理性地考虑自己的生活，理性地与另外一个人建立契约关系，这就是市场。工具理性在完成了理性和信仰的分裂之后，还把人彻底的个人化，即：Individual(个人的),就是在这个分裂中产生了。这里的个人是面对上帝的社会的个人，是理性的个人。而社会呢？无非是我和另外一个人建立关系的机器和合建立的一个契约而已，这就是西方的现代心灵。这在《鲁宾逊漂流记》里面暴露无遗，包括现代心灵在面对野蛮人之后，收他为奴隶，这就是西方最早的殖民统治。现代性的起源首先体现为工具理性观念的出现。它贯穿到所有的领域中去，这个就叫理性化。
什么叫贯穿到所有领域中去呢？社会是两个人契约的产物，所以官僚机构是部机器，它应该根据机器的程序来运作，它里面的每一个部件：人（不是个人）？是可以取代的，是可以当作机器来研究的。说明社会的理性化首先完成的是他的科层化，官僚化和机械化。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把军队变为机器。
工具理性的合理性标准就是知识性标准和价值标准，而价值标准关涉的是个人权利。 在西方是先把权利给有钱的人，然后是妇女，最后才是殖民地的人。道理很简单，是理性的不同程度来决定的。一个人是理性的才可以做决定，运用它的权利。所以这个民族的选举权是慢慢扩大的。
知识标准是客观知识和普遍法则，它是一个类似于几何学的推理系统。 工具理性则起源于宗教改革。 理性化的两种形态：理性成为社会行动的基础（所谓理性人），理性成为社会制度基础（所谓科层化是把社会组织视为机器而非有机体）。
工具理性在西方最典型的表现在于欧洲现代军队的兴起。这是现代性兴起的一个最大的标志。现代军队最早产生于荷兰，使欧洲军队近代化的是莫里斯亲王（Maurice of Nassau，1567-1625）。他强调了三件在他以前欧洲军队不曾普及的东西，一是铁铲，用来掘防御沟，在此以前，挖沟被认为是胆怯；二是将火绳枪的装弹和射击分解为42个基本动作，给每个动作定出名称和发令词，迫使士兵们练习火绳枪的装弹和射击动作；三是训练士兵步伐整齐，把训练变成军事行动必不可少的部份。军事行动的理性化使当时的荷兰可以战胜西班牙。西方军事组织的理性化使十六世纪如日中天的奥特曼帝国从此受到遏制，并开始走向衰亡。正是从那时候起，现代军队建制开始出现，一营为550人，营分为连，连分为排，整个军队组成一个可以有效指挥的系统。军队不再是个人的勇敢行动，而是像一部接收指令而行动的机器。事实上，人类今日之军队，其物质科技层面虽远远超出十七世纪，但就其组织背后的精神而言，以导弹装备军队的结构与十七世纪时是一样的。
3、 个人权利观念的起源和法治精神的起源
现代性有两个价值：一个是工具理性，另一个就是个人权利为正当。
权利为不等同道德的正当性：个人自主为正当。那么什么是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呢？我们今天所讲的正当性一般都会想到是道德上的正确性。而个人权利，即Rights,并不是一个道德观念，是与道德不一样的正当性。指的是：个人自主的行为只要是不妨碍他人的，那么它就是正当的。他不一定是好的，但一定是正当的。这在17世纪以前都没有出现过。比如逛红灯区。假定法律规定它是正当的。个人正当的观念right，是与individual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观念的出现也来自于新教。因为它最早来自于自然权利，他有来自于自然法。同时与工具理性是重要的。
4、为什么市场经济和民制成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如何理解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社会契约论？为什么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优越？因为它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根据自由主义哲学的观念，应然跟实然是分开的。正当性的论证与实际发生了什么是没有关系的。他“好”和“坏”是没有关系的。能带来“好处”就是正当性的理由是不对的。罗马的角斗士都是在大都市，给几十万人带来了快乐，那么在道德上是对的吗？因为个人权利是正当的，那么我个人所拥有的身体，我的劳动力以及我的劳动力所创造的财富都是正当的。我们之间进行自愿的交换就是正当的。这里的交换就是市场制度。因此，个人权利的正当就直接推出了为什么现代社会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而不是计划经济社会。为什么现代社会要讲民主制度，因为政府就是一台机器，一条契约。我们建立一个契约，交出一部分权力，来建立一个公共权力。那么可以建立就可以撤销。科学、经济都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的正当性上的，在这两点在往上推，可以推出一整套社会制度：用它来与市场经济结合，与科技运用结合，为市场经济发展作正当性论证，就构成了现代社会。
5、现代社会的确立和民族国家与全球化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可以全球化发展，可以有庞大的官僚机器，有庞大的行动机构，有高度理性化的规章制度和法律系统，而传统社会没有。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建立在这两个价值之上的。在这两个价值之上市场可以无限地发展，科技无限地运用。假定没有这两个价值的确立，不同是确立他们那么社会的发展就会停顿下来，科技运用程度也会停顿下来。在中国，希腊历史上有数不清的例子。只有同时确立了这样一个价值系统。现代观不是一个观念的决定论，而是一个系统的决定论。什么观念呢？我们是要与市场的发展与科技，但同时要有论证这两个系统的观念与他们配合，共同辩证这两个系统，那才是一个现代社会。而马思的学说只讲了硬件的层面，没有经济发展是不行的。韦伯则论证了没有这价值上的正当性的论证，那么这样一个现代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这两个基本价值观念起源于新教伦理。工具理性起源于新教伦理我们都知道了，但个人权利怎么样跟新教有关系呢？在西方这个问题时分成很多的细节与专业的。西方个人权利的起源首先是起源于自然法。今天我们讲到西方的现代社会会有一个严重的误解：以为西方的法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西方的17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了才建立了现代的司法系统。就是说，法治优于human governance，法律优先。事实上，西方的法治的出现远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西方的自然法的确立最早出现在公元11世纪的教皇制度的时候。今天讲的西欧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们不把俄罗斯与拜占庭都成为西方呢？我们讲的西方指的是有政教分离的，建立教皇制度统治的另一个实体。那它又是起源在什么时候呢？教皇制度的确立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的超越视野跟希腊的理性制度互相结合。教皇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在宗教界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政府——统一教会。这个教会的教皇是有红衣主教选出来的。
二、如何研究传统文化（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型？
1、必须区别现代性的“发生”（origins）和“学习”两种过程，搞清现代性在西方起源的机制。
今天已可以对韦伯问题作进一步追究了。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这本书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这就是认为西方法律制度起源于十一世纪的教皇革命。所谓教皇革命指如下两件事，一是1059年举行教会会议第一次禁止由世俗当局任命主教，宣布由罗马红衣主教选举教皇。在此之前几百年间任职的25位教皇中，有21位由皇帝直接指派，有5位被皇帝废黜。第二件事是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拟定一个由27条主张组成的文件──教皇敕令，该文件从罗马法中为教皇不受世俗权力的约束找出根据，从此使得罗马法律传统和基督教传统紧密结合，产生了仅仅凭两者自身不可能单独形成的东西，这就是法律作为形式规则高于政治，以及修改法律必须依靠法则的西方法律传统。教会法就是著名例子。伯尔曼指出，在西方几乎所有近代事物均起源于1050-1150这一时期，而不是在此以前，这不仅包括近代的法律制度，而且也包括近代的国家、近代的教会、近代的哲学、近代的大学、近代的文学和许多其它近代事物。为甚么如此﹖因为教会法成为现代政府、世俗法和各式各样现代组织之模板 。我们可以用西方城市形成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人所共知，西方近代社会是在中世纪城市中形成的。为甚么西方城市(主要指北欧)出现在十一世纪晚期和十二世纪而不是在此之前呢？伯尔曼认为，十一、十二世纪的新城市和城镇都是宗教的联合。它们中有许多是誓约公社（共谋集团）。商人行会本身就是宗教团体，那些皇帝、国王、公爵、大主教（或其它宗教人士）主动建立起来的城镇正是通过一种法律行为（通常是授予特许状）而建立的，……特许状得由宗教誓约来确认，并且，这些随官员的不断替换而更新的誓约首先包括宣誓维护城市法律。与西方相比较，无论中国、俄国还是伊斯兰城市和城镇从来不是誓约公社，它们也不具有结社团体性质，不需要法律规定它的权限和特许状。换言之如果没有教皇革命后形成的法律传统，不会有城市法律意识和一种城市法律体系，那就根本无法想象欧洲城市和城镇的产生。
根据伯尔曼概括，西方法律精神有如下十大特征。第一，法律区别于习惯、道德和政治；第二，法律是专业化的；第三，它是专家从事的事业；第四，存在着培训法律专家和学术机构。上述四个特征是罗马法里本来就有的。后面讲的六个特征则是教皇革命后才可能具备，它们分别为：第五，法律被视为一个逻辑上统一的整体；第六，法律具有可发展性──它必须被发现（后来包括被制定）；第七，法律的变化必须受规则的支配──即存在着法律之法律。第八，法律高于政治权威，（这在十二世纪才出现的）；第九，法律系统内部可以有多元竞争，即在统一宪法架构下可以存在多种世俗法；第十，中世纪的法律传统经过多次内在革命终于演变到今天形态。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伯尔曼的发现概括起来，可以看到，西方现代性起源可以归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教皇革命，它可以简单表述为古希腊罗马的法律纳入基督教。我们知道基督教超越突破最重大的特点是“救赎”意识，即人们对此世不感兴趣。教皇革命导致政教分离和教会法的产生，其最重大的影响在于：如何在“救赎”这种对此世冷漠之价值中正视此世事务之管理，它导致形式法规至上的法治精神之起源。仅仅就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法治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仅仅是基督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因此我们可以将教皇革命视作基督教超越突破与古希腊罗马超越突破结合的开始。其后古希腊罗马的理性精神全面被基督教吸收，亚理士多德学说和基督教教义结合产生了经院哲学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伯尔曼还指出，教皇革命导致欧洲思想如下几个方面变化。第一，僧侣作为一个群体产生了极强的自我意识，第一次在僧侣和俗人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其次，教会（主要指僧侣）有责任改造世界（主要指saeculum俗界）观念的出现；进一步还产生了一种有关历史时代的新观念，其中包括近代性和进步。这一点我们等下一讲时再作讨论。需要强调的是：教皇革命使基督教超越突破中法律成为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基础，自然法被理解为上帝制定的法律，它作为自然规律是需要人去发现的。特别是古希腊文明的超越突破和基督教的超越突破结合，形成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发生现代性起源的第二阶段。
西方现代性起源的第二个阶段是唯名论革命(Nominalist Revolution)。众所周知，西方“个人”观念起源于唯名论。唯名论的代表是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奥卡姆在哲学史上以奥卡姆剃刀闻名。所谓奥卡姆剃刀是指在理论研究中任何多余的设定必须像毛发那样剃掉。奥卡姆为甚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关键在于他认为全能上帝创造了每一个个体，而不是普遍的种，这样理念为作共相，它只是一个名，由于唯有个体才是真实的。这样用名来指涉共相时，必须越简单越好。因此唯名论实际上是一种视个体为唯一真实的世界观，它有效地颠覆了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亚理士多德的神学世界观。众所周知，自从十三世纪亚理士多德的世界观被引入神学后，世界秩序变为一个由理念规定的等级制度。理念是真实的，它规定了各等级人的自然位置和责任权利，这就是所谓西方封建制度。在这个等级制度里，不同等级的权会义务不相同，遵守的法律也不尽一样。而且观念作为种和族的普遍性存在代表应然，现实只是观念之实现罢了。而唯名论则认为普遍观念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它不能作为社会组织机制。根据唯名论，只有个别才是真实的。个人是法律规定权力义务之唯一载体，从此社会被看作独立个人而非由共相构成之等级组成，自然法的承担者有着自然的权利。个人自主性为正当观念作为西方法律精神演变的产物登上历史舞台。而且信仰也必须以个人为最后单位。唯名论直接为宗教改革准备了前提。事实上，不仅新教徒，而且几乎所有西方自由主义者都是唯名论者。唯名论颠覆了由种和属规定的理念世界，强调了唯有个体才是真实，信仰只能是个人对上帝的信仰。这样统一教会在维持个人信仰上并没有存在之必要。只有在此基础上，卡尔文教的救赎命定说才可以割断终极关怀——救赎和世俗努力的关联。使得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结构得以形成。换言之，新教伦理乃是建立在西方中世纪法律精神和唯名论经院哲学颠覆之上的。
第三个阶段是契约成为法律的一部份。这就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贡献。泰格和利维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今日的法律体系之形成是商人阶级(资产阶级)对古罗马法和中世纪法一系列造反颠覆之结果。这种颠覆既包括了法律内容，也包括了法律基础——即法理 。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与上面我们讲的伯尔曼的论述完全相反，但仔细分析泰格和利维所指的对中世纪教会法之造反，实际上只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破除封建社会权利义务不平等的等级身份制法律内容，即颠覆的是人为法和习惯法，特别其中不平等的内容，而不是法律的精神。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对法理之造反——即所谓改变法理基础，则是将契约成为法律的一部分。总之，宏观地讲，西方的现代性起源于希伯来超越突破与古希腊、罗马文明超越突破的结合。当然没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仅仅有观念变化是不足以产生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有赖于现代观念和政治经济制度耦合，组成一个互相维系的整体。这种整体组织一出现，生产力被极大地解放出来。它立即开始对其他的传统社会构成冲击，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运动便波澜壮阔地展开了。
2、 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中的不同类型 为什么学习不同治理制度必须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因为人不能接受道德上不正当的事物。 通常的转型方法是通过学习过程，它表现为信仰退出政治领域（工具理性的确立），引进西方法律，接受现代个人观念，以及形成民族主义认同。 文化转型的难易和现代化进程快慢有很大关系，现代社会有不同的类型，比如自由社会，非自社会。 至于中国传统治理文化转型的特殊性──为何有“发生”的问题？ 有几个原因：东亚的特殊性，如日本现代化进程；这里的现代化是另一条道路。 而对现代制度正当性论证则来自于本国文化传统，即为什么明清之际这里出现了某些和西方现代思想类似的观念。 因此，必须研究中国文化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对历史上的两次外来冲击做比较。本文节选自金观涛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专题”第四讲“现代思想的结构与起源” （2005年版），欲求详细内容请查阅相关书籍。
金观涛 | 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
周雪光 | 当代国家治理的一个深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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